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

鲁小双

（浙江大学发展联络办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  要]谈到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的地位与作用时，多数学者都用到了“边缘化”“边缘人”这些词语，并由此而认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也在逐渐丧失，作者却认为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的确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其公共性并没有丧失，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的接触也并未使知识分子变质。

[关键词]知识分子  专业化  公共性  大众传媒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08（2007）0620   

知识分子的话题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热点，国外学者从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角度对其研究颇多，国内一些思想史、文化史的学者也在此领域进行过研究，纵观各家之言，可以发现对于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的地位与作用，多数学者都持一种悲观的观点：用“孤独高贵的边缘人”来形容西方知识分子，至于中国知识分子，则干脆直接提出它已经政治边缘化、文化边缘化、社会边缘化；还有学者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已经从担当社会普遍良心的知识分子和启蒙英雄转向了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知识分子固有的公共性也在逐渐丧失；更有甚者则发出与媒介结盟的知识分子已经彻底变质的惊人之语。

虽然国外学者抛出了“最后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销声匿迹”之语，国内很多学者也频频使用“边缘化”一词，但本文却认为近年来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的确发生了演变，但知识分子并没有因为其角色的变化而忘记自己的责任，其固有的公共性并没有丧失，知识分子与传媒的接触，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

一、知识分子的定义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是从西方引进的，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可以说诞生于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期间。知识分子究竟为数众多，抑或只是极少数的学术精英，迄今为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我们可以了解的是，20世纪对于知识分子最著名的两个描述，在这个观点上基本是对立的。

前者的描述来自于葛兰西（Gramsci）——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行动派、新闻从业人员、杰出的政治家。他在《狱中札记》中这样写道：“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 葛兰西把社会中履行知识分子作用的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传统的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例如老师、教士、行政官吏，这类人代代从事相同的工作；第二类是有机的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这类人与阶级或企业直接相关，而这些阶级或企业运用知识分子来组织利益，赢得更多的权力，获取更多的控制，向我们今天的广告、公关专家等都可以包括在内。

与葛兰西宽泛的定义相反的是，班达（Benda）则把知识分子归纳为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尚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班达最著名的著作莫过于《知识分子的背叛》，在书中班达提到了少数他认为的、能够称之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之人，并且给予他们宗教术语“神职人员（clerics）”的称呼，与凡夫俗子、世俗权势形成鲜明对比，在他的笔下，知识分子只是具有象征性的人物，其特征是坚决远离现实的关注。

这两个极端的定义均有失偏颇，有待商榷。但显而易见，葛兰西的分析远较班达的观点更接近现实，尤其是在20世纪末期，许多新兴的行业印证了葛兰西的见识——广播员、学院专业人士、电脑分析师、体育运动和媒体律师、业务顾问、政策专家、政府顾问、特殊市场报告者以及近代大众传媒新闻业这一行本身。

在本文中我们将引用华人学者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所作的界定，即“所谓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及使世界上一切有关部门公共利益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定义强调了一点，即知识分子不满足于用知识来充实自己，而且自觉地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思考公众问题，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担当起社会良心的责任。笔者认为，这个定义本身就意味着知识人必须首先具有某种公共性，然后才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否则的话是游离于“知识分子”圈之外的。

二、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演变

历史上知识分子一直担当着社会良心的角色，以法国为例，从知识分子一词诞生之初的德雷福斯事件起，到30年代围绕着危机中的法国何去何从展开慷慨激昂的辩论，50年代就共产主义和苏联社会的性质问题争论不休，60年代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没完没了地打笔仗，知识分子的形象一直是捍卫真理、良知与正义。但恰恰就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发源地法国，哲学家福柯悲哀地说，在1968年五月风暴过后，“知识分子”已经销声匿迹，只剩下一些在各自领域里忙碌的专业人士；另外一位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则发表《知识分子的坟墓》一文，耸人听闻地提出不应该再有知识分子了。虽然以上观点笔者并不完全赞同，但有一个事实我们不得不面对：即知识分子正在强力地被世俗化，专业化。

近代以来，随着学科及文化领域的分化，知识分子也呈现专家化的趋向。他们常常主要受某种学科的训练，以后又从事相关学科的研究或文化的创造，并逐渐形成专业、学科等方面的认同。不同的学科、文化领域之间，往往界限分明，各有自己的规范，专业语言或行话，问题以及解题方式，相互之间难以越界。例如书籍的编辑和作者，军事战略家和国际律师，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们所说、所用的语言都是非常专业的，可为相同领域的其他成员所使用，但是这种专家与专家之间的共同语言是非专业人士难以理解的。知识分子因此被分为人文学者的知识分子和作为科学家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艾尔文·古德纳在《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中所阐述的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这也就出现了某个“著名”的专家只是相对于他所在的领域而言，跨越学科的话则很可能无人知晓。

在当代世界中，社会的分工更加细密，学术上的专门化也是愈来愈严重，用金耀基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传统的圆而通的知识分子逐渐被纳入到学术的小格格里去”，他们更多的活跃在具体的部门，就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把他们置身于其中的那些地方：寓所、医院、大学、实验室、研究所，就一大堆细枝末节的问题进行研究。他们所作的研究以及所活动的领域也就注定不能出现历史上所谓的博采众长的博学者，说到史上的人物，每每称道精通天文、数学、文学、历史、哲学、音乐等等，但现在这种人物似乎绝迹，或者凤毛麟角。更多的知识分子忙碌在各自的狭小的空间里，怪不得福柯惊呼萨特式的普遍型知识份子已经被专业型知识分子所取代。

问题就出在这里：分化了的知识分子，亦即成为了精于一事一物的专家，他们不再谈全幅的社会人生之问题，而只谈社会人生的“部分”问题。西方大学里的教授几乎尽量避免发表任何非他本行的问题的意见，他们已不愿、也不敢面对“大问题”，面对社会人生的大问题只有张口结舌。结果是，只有搞哲学或文学的还能保有对全幅人生社会问题发言的传统；而一切披上科学衣冠的人则常不问世事，如不食人间烟火（当然科学知识分子也有跳出科学家的角色而扮演关心世事的知识分子角色，爱因斯坦晚年论政治是最佳之例）。这是专业化造成的第一个弊端，也是学者们攻击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丧失的重要原因。专业化引起的第二个后果是，当一个专家想扩越本身从事的领域到另外一个陌生的领域发言时，他会受到一种无形的阻力，如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试图从反对的立场去呈现美国的外交政策时，遭到了一些公认的外交政策专家的阻止，理由就是乔姆斯基并非合格的外交政策专家。毫无疑问，这种来自陌生领域专家的阻力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并不是件好事情，这只能使各个领域间的隔膜越来越深，大家都缩在自己的圈子里，不敢逾越雷池半步。

因此，美国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 Said）把“专业化”看成是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最大威胁：“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特别的威胁，不论在西方或非西方世界，都不是来自学院、郊区，也不是新闻业和出版业惊人的商业化，而是我所称的专业态度（profesionalism）。”所以萨义德坚决反对知识分子退缩进狭窄的专业领域，成为冷漠、狭隘、唯专业建制是从的套中人。

从普遍型的知识分子转向专家型的知识分子，从关注宏大叙事的启蒙英雄转向小叙事的专门家、转向局部问题和专业领域解释者，这些都说明在现代社会的演变中，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已经不可避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于此有学者提出随着知识分子这种角色的演变，其固有的公共性也在逐渐丧失？果真如此吗？

三、知识分子的公共性

公共性（publicness，不是publicity），顾名思义，是“公共”的，和私人利益无关，同时它也代表了一种认同性。具体联系到知识分子，其公共性最大的体现就是知识分子在搞好本专业研究的同时，站在知识文化的立场上，对社会发生的种种现象作出独立的观察和评论，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和参与到当代社会的文化进程之中。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公共性这样评说：“我也坚持主张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她/他那一行的能干成员”，“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旦形诸文字并且发表，就已经进入了公共世界。”

如果给当代知识分子分类的话，让我们简单的分为公共性知识分子与纯学者型知识分子（许纪霖先生用学者型和观察家型来区分知识分子）。公共性知识分子，即作为公众人物发表文章、演说、研究论文和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社会批判，针砭时弊，呼唤正义，鼓吹公民权利，论证社会正义原则，阐述政治改革的方向，甚至构建新社会的蓝图，如此等等。与纯学者型的知识分子相比，公共知识分子的突出特点在其公共性和直接的社会影响力。

当代西方社会中，公共性的知识分子可谓颇多，就近的则就是撰写《知识分子论》的萨义德了。萨义德出生于耶路撒冷，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博士学位，1963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萨义德著作等身，其中以《东方学》（Orientalism，1978）闻名遐迩，是后殖民与后现代主义辩论的先锋。20多年来，萨义德著述不辍，焦点扩及政治观察、文化批判，甚至音乐述评等范畴。与此同时，他还以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投入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其学术建树和政治参与都很引人注目，怪不得非裔美国哲学家魏思特（Cornel West）赞扬他为“当今美国最杰出的文化批评家”。

另一位在法国知识分子史中不能不提到的是“多才多艺、足智多谋”的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ry），这位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左翼知识分子，曾经与切·格瓦拉（Che Guevara）、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等亲密接触，写过《革命中的革命》等影响较大的著作，德布雷不仅热衷于写作各种政论文和著作，还积极参加左翼知识分子的各种社会抗议活动，是一个半学术的政治分析家，后来成为密特朗总统的顾问。德布雷关于知识分子的重要著作《教师、作家、名流：近代法国知识分子》中提出了法国知识分子的“三阶段说”，其中的第三段“大众传媒阶段”我们将在下一部分提到。

其实在国内这种公共知识分子也是众多，华人学者许纪霖就是其中一个。他称自己为观察型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以一种超然的学术姿态继续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在主观上不希求对社会发生什么现实的作用；另一方面以一种介入的文化方式关注当代中国的现象、热点，通过大众传媒发生自己良知的声音。许纪霖认为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对生活世界具体现象的进行创造性地阐释，体现出知识分子对所处的生存状态的理解和批判，从而能够淋漓尽致的发挥知识分子的公共性。

对于这类知识分子而言，说他们公共性已经丧失未免不符合事实。那么对于整日埋头于研究的纯学者型知识分子来说呢？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相对于公共性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在公众面前亮相的机会的确是少而又少，但是并没有因为他们在公众面前出现的次数减少而减弱了他们的公共性。

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或公共性品格并非仅仅限于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事实上即使书斋型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似乎并不直接参与公共领域的活动，但通过科学的探索、知识的形成、理论的建构等等，其书斋中的工作同样可以具有公共的性质。从知识的角度说，形成于书斋的知识本身属于一定的共同体和社会，具有公共的性质；从理论的角度说，马克思曾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知识的更新者、理论的创立者，简而言之就是这些纯学者型的知识分子其存在方式也具有社会的、公共的性质。比方说历史学家，完全重新塑造了历史的书写、传统的稳定性、语言在社会中的角色等观念。我们想到的是英国的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和汤普森（E.P.Thompson）或美国的怀特（Hayden White）。虽然他们的作品大都在学院内产生、培育，却在学院外广为流传。康德在这方面似乎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书斋中度过的，但是他的思想影响却远远地超越了其书斋，相对于缺乏思想的原创性而热衷于在公众亮相的所谓公众人物而言，康德无疑在更实质的层面体现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当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并没有因为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而丧失，诚然在存在方式上，知识分子中一些成员较多地表现出参与公共领域活动的热忱，另一些成员则更愿意选择书斋生活，但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保持并发挥着知识分子应有的公共性。

四、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的关系

德布雷的《教师、作家、名流：近代法国知识分子》中最系统地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的微妙关系。书中，德布雷考察了知识分子和社会机构之间的关系演变，并认为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学的阶段”（1880—1930年），在这一阶段，大学作为主要的制度形式对知识分子具有重大的作用，大学教师更是成为此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第二个阶段是“出版社的阶段”（1930—1960年）。在这个阶段，大学的重要性相对降低，而能为知识分子提供重要的言论阵地和庇护场所的出版社则日益成为对知识分子及其活动具有重要影响的阵地。与此相应，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异军突起。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要说的“大众传媒阶段”（1960—   ）。这一阶段，知识分子离开了大学和出版社的依托，转向大众媒介，知识分子的地位可依据他们与媒介接近程度来划分。

不得不说，德布雷对于与大众传媒相结合的知识分子持很悲观的态度，这一点我们从书名中“名流”（Celebrities）一词就可以看出，他把与大众传媒密切接触的知识分子看作“追逐名声的动物”，这些知识分子频频通过电视、电台、纸质媒体等在公众面前亮相，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衰退了，他们与其说是在强化媒介的合法化，不如说是借助媒介来使自身得到合法化。笔者认为，“名流”一词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作者些许讽刺、悲哀而又无奈的意味。

德布雷的观点是否合理我们且不管，但他所说的一般论点确实成立的：成群结队的知识分子走向大众媒体。事实也是如此，20世纪以来愈来愈多的人士属于所谓知识分子或知识阶层的团体，经理、教授、新闻从业人员、电脑或政府专家、游说者、权威人士、多家报刊同时刊载的专栏作家、以提供意见受薪的顾问，因此就不得不让人怀疑作为独立声音的个体知识分子根本不能存在，也就有人提出了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丧失之言。

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结盟，并从大众传媒那里得到权利和权威。这就是被葛兰西称之为“有机知识分子”的那些人，这些有机知识分子随着机构的兴衰而兴衰。具体地说，他们不但拥有广大的阅听大众，而且他们身为知识分子毕生的工作都仰赖阅听大众，仰赖没有面目的消费大众这些“他者”所给予的赞赏或漠视。“大众媒体接着扩大接受的领域，降低了知识分子合法性的来源，以更宽广的同心圆——那些要求较不严苛因而更容易获取的同心圆——包围了职业的知识分子，而以往职业的知识分子是正统的合法性的来源。``````大众媒体已经打破了传统知识阶层的封闭，以及传统知识阶层的评价规范和价值标准。” 

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媒体越来越成为获得公众关注的手段，而借助媒体的方式可以更快、更广地为人所知，也成为知识分子获得社会、公众承认的途径，追求在媒体不断亮相，往往成为一些知识分子的行为特点，而为了成为公众所认可、接受的人物，便不能不揣摩大众心理，迎合大众口味，大众的心理、文化往往具有非反思的特点，向大众文化的靠拢、趋近，常常使知识分子失去了批判的眼光，知识分子也因此受到了责难。对此萨义德为知识分子作了辩护，他认为不能“仅仅因为知识分子在大学或为报纸工作谋生，就指控他们全都是出卖者，这种指控是粗糙、终致无意义的。”萨义德还提醒人们，把个体知识分子当成完美的理想，甚至希望知识分子纯洁、高贵的能抵制任何物质利益的诱惑，这种想法也是同样草率。

在这里笔者要提出的是，是否因为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接触出现了一些弊端，而我们就把责任全部都归结到媒体？是否因为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阵地从大学、出版社转向大众传媒，而我们就拒绝媒体？是否因为某些知识分子曾与大众传媒亲密接触过，我们就把他们都划为“追逐名声的动物”？甚至有学者提出“与媒介结盟的知识分子彻底变质”惊人之语，笔者认为这恐怕有些危言耸听吧，但上面的问题的确有待于考虑。

在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中我们曾提到了“认同性”，的确，知识分子需要有一定的入世精神，在以一定的价值原则批判现实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价值如何实现的问题。正如惟有在社会化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一样，知识分子也往往以得到社会，包括公众的承认为其价值的重要实现方式。不要说公共性知识分子，即使坐在书斋、甘于寂寞的知识分子，也每每抱有日后被发现、被承认的期望，因不得志而欲将著作藏之名山，往往以留诸后世，希望其价值为后人所发现为目标。简而言之，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体现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而社会公众的承认，则使之具有价值得到实现之感。“知识分子的职业在社会中成为可能并得到认可，有两个必要条件。首先，知识分子需要听众，需要有一批人听他们宣讲自己的理想，并对他们表示认可……”

在知识分子自身价值的如上实现方式中，社会、公众的承认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而对社会、公众承认的关注，往往蕴含着一种可能，即由期望社会、公众的承认，逐渐趋向对公众的迎合。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也必须尽可能避免的问题。对于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模式，萨义德提出了建议，认为知识分子并不是登上高山或讲坛，然后从高处慷慨陈词，知识分子显然是要在最能被听到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就此而言，大众传媒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媒介。法国新哲学派的领袖人物——贝尔纳-亨利·雷威，这个被认为是“填补了萨特死后留下的空白”的人物，自70年代变成了法国媒体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不仅论文连篇，专栏文章不断，写小说也写戏剧，拍电影也拍电视，甚至也主持电视专题节目。除作品高产外，还积极参加国内外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身体力行。对于这样一个人物，要我们把他“归为追逐名声的动物”恐怕说不过去。

笔者还认为当下有些人对一些在符号和影像生产及传播的公共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存在着偏见，请注意我在此并没有用公共形象一词，因为并不是这一领域所有的公共形象都可以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其实我们应该抱一种平和的心态，大众传媒只是一个媒介，更实际地说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关键看你怎样去利用，我们大可不必完全否定。近期某电视台播放了多期采访著名物理学家、数学家等的专题节目，收视率创下高纪录，其中有一期是采访水稻之父袁隆平，他在电视上的形象深深地震撼了观众，这个在中学时被写进教课书的令人尊敬的人物，如今也在电视上露面了，但因此只增加了我们对他的敬仰，除此之外，不会有任何多余的想法。

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接触，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我们大可不必喊狼来了。当然，我们必须注意一个尺度的问题，知识分子必须不能屈从于任何权威和制度，不能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词滥调，不能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传统者、受众者的说法或做法。而且，知识分子不应该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美国哲学家罗蒂斯曾说过：“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本来就具有特殊而奇异的需求，希求完全自由地应用语言，不受制于任何人的语言游戏，不受制于社会制度。”

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的确也发生了演变，如英国学者鲍曼（Bauman）所说的由立法者蜕变为阐释者，但是知识分子并没有因为其角色的变化而忘记自己的责任，其固有的公共性并没有丧失。知识分子与传媒的接触，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但是在利用大众传媒这个武器时，知识分子必须把握适当的尺度，要维持其批判性，以使其公共性更好的发挥，从而真正起到知识分子应起的作用。

作者简介：鲁小双，女，浙江大学发展联络办国内部项目主管。200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研究所，获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知识分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