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东北亚分工体系的调整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陶爱颖   东北财经大学津桥商学院

东北财经大学在读博士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体系以产品内分工为核心进行了大规模调整，这种调整也势必将东北亚地区卷入其中。2003年，我国提出振兴东北的重大战略，我国能否抓住东北亚分工体系调整的契机来发展东北地区成为本文关注的问题。本文在阐明了东北亚分工体系调整的必然性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认为这种产业承接是可行的，但要注重政府在承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产品内分工  东北老工业基地   东北亚区域合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壁垒的降低以及交通通讯等技术的发展，国际分工体系开始出现大规模调整。这种分工模式——现在被专家学者称为“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正在全球范围，尤其是亚洲地区内迅速发展。据研究，与产品内分工紧密相关的零部件生产在亚洲发展的速度明显高于OECD欧洲和北美国家，尤其是东亚十国。而作为东北亚中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高于中国的日、韩等国也开始对外转移其部分劳动密集型环节。另一方面，2003年9月我国党十六大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地区发展战略，我国经济发展形成了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东北地区地处东北亚经济圈的中部，作为中国对东北亚地区开放的窗口，对邻近五国的出口总额占全国的20%左右。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雄厚的工业基础，使其与东北亚各国在历史上形成了广泛的经贸合作关系。而在产品内分工全球体系调整的大背景下，东北亚也势必面临这样的调整。以此为契机，东北老工业基地是否可以抓住机遇，利用其已有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来发展自身、实现振兴之目的，进而融入这一分工体系之中，正是本文写作的初衷。

一、东北亚分工体系调整的必然性

（一）产品内分工和贸易的进行使得整个国际分工体系发生了调整

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国际化过程或展开结构，其核心内涵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成跨区或跨国性的生产链条或体系，因而有越来越多国家参与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环节或区段的生产或供应活动。此前的标准贸易理论，不论是产业间分工还是产业内分工，都假设产品的生产过程是一个完整不可分割的过程，生产各环节或不同工序的要素投入比是一致的，因而产品各环节的要素密集度是相同的。而产品内分工则打破了这些假设前提，认为产品的生产过程是可以分割的，且生产各环节或不同工序的要素投入比并非一致，因而产品各环节的要素密集度是不同的。正是现实世界的变化为产品内分工提供了发展的沃土：技术的进步使得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分离;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使得不同生产环节的空间分散化得以实现;关税壁垒的降低和贸易自由化为这种国际分工逐步扫清制度障碍。而在各国逐步从产品内分工得到利益后，国内对此类分工与贸易的优惠关税，则进一步激发了产品内分工的蓬勃发展。

目前，产品内分工在欧、美、亚等国家和地区较为显著，并继续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张。而其分布的行业领域也甚为广泛，从轻工业的服装加工，重工业的汽车飞机制造，到服务业中零售业的商品供应，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外包服务。虽然产品内分工起源于美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顺应竞争形势而进行的结构调整，然而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产品内分工已经成为企业、国家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日、韩等东北亚国家或地区也势必要顺应这种国际分工体系的调整，采取更为紧密地产品内分工，以增强本国及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东北亚国家间谋求贸易自由化的行动，为地区分工体系的调整提供了制度保障

尽管东北亚区域合作问题早于20世纪60年代就已提出，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历史积怨等多方面原因，合作进程迟迟没有进展。据世界银行统计显示，1999年末在世界GDP前3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5个国家或地区游离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它们分别是日本、中国大陆、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而近些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背景下，东北亚国家和地区也开始寻求区域内的合作机制。1997-2001年东亚国家举行了5次“10+3”领导人会议，正式确立了中、日、韩领导人之间的协商与合作机制。2003年10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印尼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简称《宣言》），宣布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明确了三国合作的基本框架和前进方向。这就标志着三国的区域合作正式上升到制度化层面。与此同时，上至国务院、下至东北三省的地方政府及学术机构也纷纷组织关于东北振兴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各种研讨会，以广泛探求区域合作的机制、组织、途径及注意问题等。可以看出，《宣言》的签订为东北亚地区分工体系的调整提供了最初的制度保障，而民间谋求区域合作的努力有利于进一步推动这一进程的实施。

二、东北老工业的比较优势

（一）雄厚的产业基础

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地区，工业化一直居于国内较高水平。虽然上世纪90年代时曾因为体制陈旧等问题使工业发展受阻，而近些年来通过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造等措施使工业发展又重新步入了快速增长的轨道。现已逐渐形成以钢铁、石化、汽车、食品加工、医药为主体的五大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化工业和重大装备制造业等重工业在全国居于重要地位。由于重工业本身具有协作程度高、技术含量高、产业关联性强等特点，这些重工业的生产近几年来正在逐渐形成以大中型企业为核心、众多小企业为其配套生产的产业集聚发展模式。产业集聚的形成，一方面使得产业圈本身具有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自组织能力，即不断细化产品内分工、形成核心竞争力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不断自我强化而更为明显的产业比较优势也会吸引更多的同类型资金的进入。这无疑为东北亚地区资金、技术水平较高的日、韩对外转移其相应产业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二）劳动力资源丰富

东北三省劳动力资源的丰富表现在人口结构和平均工资水平两方面。一方面，从总体上看，东北三省总抚养比虽然呈不断上升之势（1996年三省总抚养比为37.1%，2003年为30%），但却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96年全国总抚养比为48.8%，2003年为40.5%），这说明东北地区劳动力负担相对全国其他地区来说更轻，劳动力资源优势明显。另一方面，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6年，辽、吉、黑三省的平均货币工资分别为17331元、14409元和14458元，低于全国平均货币工资18364元。2006年辽、吉、黑平均年就业人数分别为354.20万、138.29万和187.48万人。三省的失业人口总数分别为60.4万、28.2万及32.9万，社会闲置的可利用劳动力资源依然很多。

（三）交通运输和通讯体系发达

东北地区是我国交通设施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已形成了由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管道五种现代化的运输方式组成的庞大、复杂的综合运输网络。至2005年底，东北三省铁路营业里程达13387.9公里，占全国总数的17.7%；公路里程达170906公里，占全国总里程的8.8%。大连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航运中心，至2005年底，其码头吨位已达57万吨级，居全国首位；货物吞吐量为14516万吨，居全国第七位。

此外，近年来，东北地区的通信基础设施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长途传输设备、局用交换设备均实现数字化、程控化，各地市的传输网基本建成。

（四）人力资源与人才优势

东北老工业基地人力资源丰富，数量多，文化素质较高，教育事业发展水平和科技力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该地区人口总数的44.2%，高于全国水平38.3%；拥有高等院校164所，占全国高等院校总数的10.6%；自然科学研究机构700多家；科研人员达23万人；专业技术人员258.27万人，占全国的9.3%。此外，长期的工业化大生产，也造就了一大批具有良好素质的产业工人大军。

三、政府应在承接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由东北亚地区分工调整的必然性可以看出，东北亚地区分工调整势在必行。而我国东北地区虽然在产业基础、劳动力资源、交通通讯及人力资源等方面具有先天的比较优势，但要以此为平台，尽早顺利承接东北亚相应生产环节的转移，还需东北地区政府作出相应的努力。

（一）制度创新是根本

制度创新是政府进行东北振兴和地区合作的根本。这里的制度创新包括改革和开放两大部分。

1．改革是市场化的改革

首先，改革是制度的改革。东北老工业基地之所以落后于东南沿海其他地区，主要是因为地区间巨大的制度差异。长期以来，东北工业一直在按照由上至下的计划经济模式进行操作，这导致企业本身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意识，企业惰于技术创新，竞争力低下。相反，东南沿海地区率先进行了市场化的体制改革，有效保护产权，刺激了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技术与制度创新步伐加快，很快地在改革开放环境下发展起来。因此，政府应首先明确自己“服务型”的功能，尽少地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行政性干预，使其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运用市场价值规律来进行资源配置。

其次，改革是对企业的改革。一方面，我们要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摆脱“企业办社会”的历史包袱，使企业的经营行为“透明化”，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自身竞争力为目标。另一方面，要允许并鼓励私营、民营及外资企业进入某些国营经济主导的行业，一是以市场竞争促进国有企业的创新和发展，二是可以加入以国有企业主导的产业链，提供上下游产品和服务，促进整体产业链的延长、深化及整体产值的提高。

最后，改革是观念的改革。东北地区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建立最早、发展最快、制度上也是最为完善的地区。就是如此，长期以来这种计划体制不仅在制度上束缚了东北地区的发展，也在思想观念上约束了人们的行为。保守的观念使得这一地区的改革思路和框架设计无法摆脱传统模式，错失诸多发展良机。因此，要在制度改革的同时解放人们的思想束缚，向各界人士渗透市场意识，观念和制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才可以真正做到市场化。

只有市场化改革真正成功了，企业才更易发挥自主能动性进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外资进入并根据自主需求进行调整和规划的可能性才更大。

2．开放要“双向”进行

这里讲开放要“双向”进行是指我们要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对内开放。因为经济一体化既包括外向一体化也包括内向一体化，我们既要注重对外开放，也要发展对内开放，而非“重外轻内”。

内向一体化是针对我国国内目前根据行政区划来划分市场和进行地区保护的混乱和无序状态而言的。长期以来，我国的行政区划阻碍了国内一体化的发展，各地方政府通常都以本地的利益为考量，制定相应政策妨碍他省市区向本地市场扩张，地方保护主义严重。这种做法常会导致资源的错配和重复配置。实施东北振兴战略也难保会出现三省利益目标不一致的状态，因此，中央已成立的东北办为各省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提供了必要的组织保证。这种以经济区域整体利益为优先的制度设计，可以在各行政区划统筹规划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发展与东北亚各国的经贸合作。

外向一体化是针对我国与东北亚各国的区域合作的制度化进程而言的。尽管我国现已与日、韩这两个东北亚最重要的国家启动了自由贸易区的议程，但这一FTA何时成形仍是不可预见的。虽然中、日、韩三国间存在着政治分歧、历史问题及意识形态对立等问题，但作者坚信这种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终归抵不住经济的热潮。因此，地方政府和民间机构仍应为两区域间更为广泛自由的合作积极交流和铺垫。

（二）政府服务是铺垫

这里说的政府服务是指在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倾斜上提供的公共服务。

一方面，政府应加快区域内的交通网络、信息网络建设。①加快形成以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为主体的区域综合运输体系，使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半成品等在区域内易于运输和流通；②加快区域信息网络体系建设，实现区域信息资源共享。这二者都有利于推动区域内的产品内分工的发展。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向中央政府申请政策倾斜。如向国家申请对东北地区融资限制的相对放松；为了促进区域内对外引资和贸易的发展，对东北地区相应行业或企业进行关税或税收优惠等。

参考文献

[1]卢峰，产品内分工，一个分析框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C2004005

[2]Francis Ng and Alexander Yeats（1999）.Production Sharing in East Asia：who does what for whom, and why?.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197.The World Bank

[3]何剑，东北振兴与东北亚合作联动论，东北亚论坛，2004年9月

[4]王洛林、魏后凯主编，东北地区经济振兴战略与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5]林治华，产业集聚与东北振兴协同效应分析，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