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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平、效益与和谐社会

发布-bianjibu | 查看- | 发表时间-2008-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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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有赋兰州商学院会计学院

[摘要] 没有鸡哪来蛋？没有蛋哪来鸡？公平和效益就像鸡和蛋一样，根本无法分清孰先孰后、孰重孰轻。公平与效益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双翼，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公平效益和谐社会

公平的内涵十分丰富，本文主要讨论收入分配公平与效益的关系，以及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益的关系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

一、从重效益向公平效益并重的转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开始，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先进的劳动手段和资本家的资本相结合，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他们后来者居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领头羊。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彻底动摇了中国几千年老大帝国的地位，从此，中国主要由于经济落后经历了百余年受人欺侮苦难历史。这段历史深刻地告诫国人：“落后是要挨打的”。

以“反对剥削压迫、为人民谋幸福”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是，从战乱中诞生、在战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缺乏在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制度下发展经济的经验，按照马克思100多年前根据欧洲资本主义条件下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照搬前苏联某些并不成功的经验，加上某些人所共知的失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走了不少弯路，拉大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没能有效地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总方略。针对过去“一大二公”、平均主义所造成的共同贫穷，面对发展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急迫要求和巨大压力，提出了“先富—后富—公共富裕”的摆脱贫困的思路。这是在大目标明确的前提下“摸着石头过河”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经过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财富总量和综合国力已经大大地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社会成员收入和社会差别继续扩大，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已日趋成为社会强烈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另外，“公平和效率二者不可兼得”的观点还有一定的市场，这些将会影响改革已取得的成果，威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妨害和谐社会的构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发展思路，以人为本，把公平正义作为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从“效益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收入分配指导思想和公平实现形式，过渡到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无疑是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又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

二、古圣贤治国思想的启示

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益”的关系，是古今中外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任何国家和平发展时期的主旋律。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是科学发展观的主要特征；而效益是稳定的物质基础，公平则是稳定的制度保证。

中国在自春秋以后的2000多年的发展史上，作为中国本土文化的儒、道两家对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世界公认的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在总结春秋时期各诸侯为了争夺利益、推行“霸道”所造成的战争和社会动荡，最终由百姓造承担战争和社会动荡造成的苦难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社会财富占有不公对社会稳定的危害，推行他的“安无倾”的治国思想。他告诫弟子和所有的统治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道家的师祖老子为了使社会发展符合“大道”，主张“损有余而补不足”。这些主张公平的治国思想的核心就是把社会的稳定作为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今天仍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古圣贤并不是主张安贫乐道，反对发展生产，而是强调公平对社会平稳发展的重要性。作为儒家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对发展经济就有过精辟的论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运恒足矣”。这既提出了发展经济的途径，又指出了公平的分配思想。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发展经济的思想，更是一种科学发展观，当前全世界的环境、资源等问题便可证明道家“人法自然”发展观的正确。古圣贤以公平为核心，以建立没有战争和动荡的和谐为目的的治国思想表现出他们对人类社会超凡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

三、“贫而怨”是和谐社会最大的威胁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 战争和各个朝代的更替, 都是由于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所引起的。由于各个历史阶段的统治者掌权后成了既得利益者, 他们不愿以放弃既得利益为代价去自觉地解决社会不公问题, 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加深, 最终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 而通过战争和暴力的手段社会又达到暂时的稳定, 这种现象周而复始。

回顾中国近代史，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有那么多的穷人响应, 最有吸引力的是他们“耕者有其田”和“均贫富 ,等贵贱” 的政治主张。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也是部分由于内部权力、财富分配上的不公而造成的内乱所导致的。以战争的手段推动历史发展是以生灵涂炭和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为代价的。由于不公而引起战争，由于战争而达到新的暂时的公平,社会在“发展一破坏一再发展一再破坏”的怪圈里缓慢地发展。我们常以中华民族有 5000年的文明历史而引以为自豪，当我国进入比较发达的手工业时期时，西方许多国家还处于蛮夷时代，而今这些“蛮夷民族”已遥遥领先于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究其原因，我们多以砸烂一个不公平的旧世界的方式来建立低层次的公平的新世界,这种进两步退一步的发展过程，是无法与“用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方式来减少社会震荡和破坏”的平稳发展相提并论的。

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是爆发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助产师。社会一旦出现财富分配和占有上的严重不公,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少数人采用非正当的手段占有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权力和财富紧密结合；劳动与收入的关系紊乱；非劳动收入在社会财富分配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贫富差距扩大，一头是掌握了大部分社会财富的少数人 , 一头是沦为平民 ( 或贫民 ) 的社会大多数成员；中等收入者不能形成在政治上被依靠的阶层。于是，无产阶级便诞生了,贫困伴随着民怨，爆发社会革命 ( 或动乱 ) 的时机便到来了。由于无产阶级受其一无所有的经济地位所决定，无任何后顾之忧，会表现出其他任何阶层都不能比拟的“无私和无畏”，成为革命的主力军（也可能成为制造社会动乱的主要力量）。十日建设之功不及一日破坏之力。平民 ( 或贫民 )阶层从来就是现制度的天然反对者，只能作为现行制度的反对者依靠或利用的革命力量，而不能成为拥戴现制度和政权的力量。所以,要建立一个破坏少、发展快、长治久安的和谐社会，就必须从分配关系上铲除产生平民 ( 或贫民 )阶层的土壤 , 使社会的大多数人成为有产者阶级。古今中外历史和现实的教训不胜枚举。

19 世纪后半叶, 马克思早在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后，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劳动的不公平现象，提出了著名的剩余价值论。指出资本主义在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也生产出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从而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资本主义的有识之士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 他们把丧钟当警钟, 制定了一系列限制不公的法律制度 ,这些法律制度的核心是依靠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抑制富有阶层，扶助贫民阶层。这样就有效地解决了社会不公问题 ,大大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而使响了100多年丧钟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灭亡 ,反而在某些方面还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甚至许多方面还成了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借鉴的榜样。

近年来许多地方的某些先富起来的老板一方面采用比较原始甚至野蛮得手段克扣和压榨员工，另一方面加大了对自身安全方面的投入，可是仍有个别老板及其家人被害被绑架的事件发生，我们谴责这种违法犯罪行为。但违法犯罪并不是特殊人的特殊行为，这种现象的社会深层原因比较复杂。执政者和社会工作者的责任就是要分析研究每一种社会现象的社会深层原因，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一些打工者针对业主的暴力事件或集体上访事件，大都与财富的分配和其他利益有关。穷人讲理难在一些地方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有的平民百姓的利益受到侵害长期得不到公正解决，他们不惜冒险采取非程序化的手段以求引起上面的重视。有的人把这种现象简单地归结为穷人的“仇富心理”，这种观点只能用毛泽东的“阶级烙印”去解释。

四、“公平和效益”不是“鱼和熊掌”

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和谐社会。在这个因果链中，发展生产力是基础。但是，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手段是调动广大脑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而劳动者潜能的有效发挥则是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和合理的用人制度。回顾改革走过的历程，在公平与效益的关系问题上，把公平和效益比作“鱼和熊掌”的观点一度占了上风，甚至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由于受“公平和效益不可兼得”思想的影响，一切以“效益为中心”，却忽视了如何提高经济效益的制度保证。把公平作为软指标，对于以灰色手段致富和资源占有分配方面欠公平现象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宽容。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以及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增加了妨碍和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公平与效益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和制约、互为因果的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如同鸡和蛋的关系，根本无法分清孰先孰后，孰轻孰重。而鱼和熊掌是没有因果联系的两码事，把公平与效益比做鱼和熊掌是极其不恰当的。

在“效益优先”管理模式下,有的企业的业主或管理者，一味地要求员工必须努力工作以达到某种效益标准，而较少考虑员工的生命安全、健康状况、工作情绪以及工作中所会遭遇的各种困难。对于为城市的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农民工更是歧视性待遇。在我国，由于客观存在的劳动力买方市场，为业主提供了更多的获得廉价劳动力的机会，不少业主把员工的劳动报酬支出当作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主要项目。为了实现目标利润或最大限度地保全业主利益，不惜把员工的报酬降低到极限，这种管理方式肯定会导致员工厌恶且有意地消极抵制，引发劳资纠纷。尽管有时采取一些强制的手段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经济效益,但只能是短期的。

制度化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形式。在企业的全部制度中，员工最关心的是工资分配制度，这是因为工资不仅是他们生存的依靠，而且也是社会地位的表征。健全的工资分配制度至少应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即公平、合理和具有激励作用。论及公平合理就涉及到绝对工资标准和相对工资标准两个问题。

收入分配公平合理而没有激励作用，仍旧不能算是健全的工资分配制度。在我国，虽然业主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廉价劳动力，但其所获得劳力的多少终必与其所付出的工资相配比。换言之，出多少钱只能得到多少劳力。严格监督固然可以使工作量增加 , 但受雇人因缺少激励作用会尽量减少工作量，以减少到不被解雇为度。棍棒和皮鞭只能带来或明或暗的抵抗或报复性的破坏，绝对不会维持持久的效益。然而在有激励作用的工资分配制度之下，员工所得报酬的多少，全由本人的意愿和能力来决定 ,愿意多做工作的，就可以得到较多的报酬，企业的员工和业主风雨同舟，劳资关系和谐融恰，这样就可以达到提高经济效益之目的，使企业走向可持续发展地良性轨道。每一个社会组织的和谐是构成和谐社会的基础。

五、公平不是平均主义

坚持公平公正，决不是平均主义“复辟”，公平与平均主义无任何共同之处。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打破了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 , 这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是，有的地方和企业(包括理论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 把公平与平均主义混为一谈，在反对平均主义的口号下，不适当地拉大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出现了比较严重贫富差距, 成了引发社会不安定的重大隐患。所以，首先必须从理论上澄清公平与平均主义的区别。

平均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在收入分配上较少考虑贡献与收入的配比关系，抹煞人们能力上的差别，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是一种不超越人性“自我”的乌托邦式的分配方式，是滋生懒汉的温床，客观上起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而公平强调的是公正，具有十分广泛的内涵：在收入分配上强调多劳多得，鼓励劳动收入，限制非劳动收入，承认人们能力的差别，承认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差别；在生产关系上，反对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反对权力资本化；在机会和法律面前主张人人平等；在用人制度上主张公开公正，唯德、才是用，反对任人唯亲；在竞争手段上主张诚实信义，反对营私舞弊；在政策导向方面，以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既要重视更本利益，又要重视具体的现实利益，反对封建专制的特权思想。总之，公平能清除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必要的诱发震动的因素，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长久持续发展。

六、结束语

公平与效益是源和流的关系，而不是鱼和熊掌的关系。公平和效益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 , 而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因果循环。公平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使社会运行更加和谐，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反过来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社会达到更高层次公平的物质基础。在一个公平不被重视的社会里不会有持久的高效益，如果社会允许少数人凭借某一方面的优势，采用非正当手段获取大量财富，能力和贡献不被社会承认，合法权益得不到制度保障，社会靠什么提高经济效益、发展社会生产力？那种以舍弃公平为代价换来的效益只能是无源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