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本顺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公共教学部
吴家桂 合肥工业大学
[摘 要]通过对人类活动的历史回顾，逐步再现了生态问题的凸现的过程，并分析了人类为解决该问题所做的努力，重点剖析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通过层层论证，最后得出结论，证明他们根本解决不了生态问题。
[关键词]生态问题 人类中心主义 非人类中心主义
作者简介：汤本顺（1976-），男，安徽淮南人，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公共教学部，助教，
哲学硕士，专业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方向：科学哲学和逻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研室主任，2005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哲学所；吴家桂（1972-），男，安徽淮南人，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科技哲学专业05级硕士生，研究方向，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
前言
近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基于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的矛盾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引发了生态失衡，全球气候变暖，资源环境问题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人们不得不认真反思文艺复兴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一、生态问题的凸现
劳动把人类从动物界提升出来后，人类作为一支独特的力量影响地球的进化，对大自然的影响和干预已不可避免，人类开始了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人的作用已经成为生物圈演化的关键性、决定性因素。
古代西方居于思想界主导地位的地心说，折射出人类不仅在地球上甚至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后来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更体现出大自然的唯一价值是工具性和功利性，价值判断的标准是根据人的需要来确定的。《创世纪》中表明，上帝给予了人类统治无节制的掠夺自然的权利。[1]即便如此，在20世纪前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中，并没有出现现代人所谓的“全球性”生态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自然界本身存在着再生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能及时地吸收，净化，转换人类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但是，工业革命后，近代科技的发展，增强了人对自然的干预和破坏，自然承受的负担越来越重。而自20世纪中叶新科技革命以来，人类掌握了强大的科技力量和物质力量，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增强，迫使自然界竭尽所能地为人类服务，物质财富的大量涌流，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如此等等，人类对自然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于是人类中心主义便成为人类价值观的核心，并在理论和实践上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依靠这种思想指导人类自身的行为，俨然人类已经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已经取得了统治自然和主宰自然的最后胜利。但是，恩格斯一百年前就告戒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2]
面对人类的生存危机，人类不得不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进行深刻的反思。
二、两种代表性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社会中的生态与社会是两个异质的概念，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概念，这里必然具有潜藏的隐性逻辑：1）人是从属于自然的，或直接就是自然本身，那么属人性的价值范畴就属于自然，属于生态，即社会的就是生态的。2）自然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关联是最明显的特征。人与自然是相互关联的，人居于生态系统的消费者链条上，生态系统是人类物质，能量，信息的来源，是为人类服务的，所以，生态的就是社会的。基于1）、2）两点不同认识，形成了不同的生态伦理观，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
（一）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其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或一切以人尺度，为人的利益服务，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 [3]。这种思想古已有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太极学说和五行宇宙图式，实际上就升华为以人为宇宙中心的思想。“…人处于宇宙的中央地位，是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的宇宙整体的出发点。这里显示出对自我力量的崇信，象征着人的尊严、奋进和在宇宙中对万物的领导地位”[4]。但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和实践是在西方完成的：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柏拉图用“理念”构造以人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笛卡尔对此也有深刻的表述，“借助实践哲学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5]；康德认为人的目的是绝对的价值，“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因而康德被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在理论上完成的思想家。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和洛克把人类中心主义从理论推向实践。培根指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他认为人类为了统治自然需要了解自然，科学的真正目标是了解自然的奥秘，从而找到一种征服自然的途径。甚至洛克认为“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6]。 上述情况，反映了人类中心主义在完善理论形态的同时，正在变成指导人类实践的纲领。
在人类中心论思想的指导下，人类无节制地彰显人类主体性和能动性的一面，忽视人在自然界客观规律下的受动性，虽然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是其背后隐藏巨大的危机。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为宇宙中心，把人看成自然界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他存在物不具有内在价值，只有工具和功利价值，所以其生态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能是人的利益。进入20世纪，这种危机日益凸显，人口暴长，粮食短缺，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物种迅速灭绝。这些后果使得人类中心主义面临严重的挑战并受到了严厉的批判，甚至否定。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诺顿和墨迪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内提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弱化了人类对自然的骄横态度，强化了人类对自然保护的责任，吸取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部分合理内核，改变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被指责为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的不良形象，是一种科学合理的价值观。“它的合理之处在于消除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积弊，放弃了它们片面强调主体一极的偏激主张；在强调人类主体性原则的同时，反对违背自然规律，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类专制主义；强调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同时，并不否认自然界在调节生态平衡中的作用[7]。但是它的价值基础仍然是人类在大自然中具有优越地位，维护自身利益；在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上认为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人不仅对自然有开发利用的权利，也有对自然进行管理和维护的义务。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只不过是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罢了，仍然解决不了眼前的生态问题。
（二）非人类中心主义
道德关怀由人类自身利益延伸到非人类，人的道德关怀范围得以扩展，按照伦理学历史发展的进程，其中心由自我——家庭——部落——地区——国家——种族——人类——动物——植物——生命，直至非生命系统 [8]。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范围由人类中心——动物权利——环境主义——扩展到生态中心，即非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按立论基点不同大致分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个谱系。个体主义发源于早期的动物解放运动和动物权利论，分别以辛格和雷根为代表，成就于泰勒的生命中心论。泰勒延承施韦泽的“敬畏生命”观念，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至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整体主义通常被等同于生态中心论，其思想渊源要追溯到利奥波德。在《大地伦理》（1949）中，利奥波德提出一个基本道德原则：“一件事物，当它倾向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时，就是正当的；反之，就是错误的[9]。”这一原则被环境主义者视为“金律”。克利考特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的客观价值论从两个不同立场为之提供证明，而奈斯等人的“深层生态学”则代表着此类努力的最高成就。
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10]主张突破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浅层生态学的认识局限，对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提出更深层的追问。认为不仅要从科技方面来研究环境问题，而且要从哲学，政治，社会的角度来探讨，从根本上克服导致目前生态危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社会范型，经济活动和文化教育，从而保证人、社会、自然协调发展。自我实现是其最高原则，认为一切存在物都有自我实现的内在价值。它被西方生态学界广泛认同，是一门发展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
但由于其发展历史较短，偏颇性和局限性再所难免。从生物学角度看，自我实现，过分强调整体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弱化了个体的价值与意义；从生态学角度看，强调生物多样性与共生，忽视了生态学中生物互争的事实。“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生物进化中互争比共生更具有现实意义；从实践角度看，值得怀疑，缺乏可操作性，对国家决策层影响不大。全球意志尚未出现，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地球还会处于“国家意志”的纷争之中，市场经济价值掩盖了人类生存的生态价值，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正一步步把人类引向迷茫，生存危机出现，地球公民在盼望那只引领人类向着可持续生存方向进化的“无形之手”。
三、结束语
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过很大的作用，但是在近代的工业化运动中，人们按照人类中兴主义思想的指导，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挽救的问题，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算走到了尽头。虽然经过弱化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虽然有可取之处，也解决不了人类与环境生态之间的问题。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似乎可以为解决环境生态等问题提供智力支持，但是其存在的问题也是显然的，那么这种思想现在也是很难被人们所采纳。
参考文献
[1][8][9](美)纳什，环境伦理学史[M]杨通进译，青岛出版社，1999，17，4，86
[2]恩格斯，自然辨证法[M]，人民出版社，1971，158
[3]余谋昌，走出人类中心主义[J]，自然辨证法研究，1994（10）
[4]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87
[5]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M]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1999，36
[6]余某昌，生态文化论[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0
[7]郭晓磊，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与再超越[J]，《学海》，2004(3)
[10]雷毅，期奈斯与深层生态学[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