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淑芳 张崇员
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 影片《父子》固然有诸多值得肯定之处，但在颠覆“父法”、颠覆“父爱神话”的主题上，并没有取得突破和创新。
[关键词] 《父子》 颠覆父法 突破创新
《父子》是谭家明沉寂17年后的出山之作。自上映以来，该影片荣获了最佳亚洲电影奖等多种奖项。一部小成本的影片竟获得如此成绩，实在难得。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故事。父亲周长胜脾气暴躁、嗜赌如命，母亲阿莲在多次失望之后，丢下儿子阿宝与人私奔。周长胜因赌债被人追杀，父子俩流落他乡，寄居在小旅馆中。周长胜无法照顾儿子，为生活所迫时，竟逼儿子去偷东西。阿宝在一次偷东西时，被抓住责打，父亲无能为力，落荒而逃。阿宝被送进了少教所。这部影片在今日影坛普遍追求场面铺排的视觉大餐的背景下，返璞归真，回归小人物的日常存在，并在细致描绘中，让观众得以反观自身和思考人生，是其成功之处。但该影片无疑是在重复颠覆“父法”、颠覆“父爱神话”的主题，而在当今“反崇高”“反权威”的文化背景下，这业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此片欲塑造“另类”父亲形象，显然已无法在主题上突破并表现出新意。
一
影片的故事情节简单，但有诸多值得肯定之处。精良的制作、写实的风格、真情的表演、舒缓有致的节奏等为家庭悲剧的上演作出了贡献。
细致的描绘、巧妙的剪辑是其成功的因素之一。影片一开始，阿莲想出走的那天早上，做饭,给零花钱，和儿子拍照，交班车费用，叮嘱儿子。这些动作的展示让观众产生亲情上的共鸣。而阿宝被送进少教所，周长胜去看望时，阿宝盯着他，然后镜头一转，只见周长胜走在夜色里，左耳包扎着绷带。观众正在猜测之时，情节回放：阿宝在父亲俯耳过来时，咬住他的耳朵，直到父亲挣开，他才大哭“你为什么让我偷东西？我不敢去┄┄”这个镜头十分巧妙，是用心剪辑的结果。
真情的表演是又一成功因素。饰演父亲的郭富城，延续了有点歇斯底里的表演模式，塑造了一个脾气暴躁、生活一塌糊涂的中年男子形象。而儿子的扮演者吴景滔的表现更是出色。他控制感情收放自如，该乖巧的时候乖巧，该释放的时候也不声嘶力竭。特别是一双动人的小眼睛，将对父母感情的微妙变化演绎得十分到位。饰演母亲的杨采妮为了刻画角色不惜素面朝天，成功塑造了一位憔悴不堪的母亲形象。
疏密有致的叙事结构也是相当成功的。作为一部叙事影片，该影片没有有头有尾地交待情节，而是直接切入生活中，让观众从对话中揣测到人物的关系。在周长胜和阿莲的争吵中，观众知道了他们没有领取结婚证，周因赌博不过问家庭等。观众在人物的对话中判断着人物的关系，而不感到情节累赘。另外，阿宝离家去找母亲，周长胜刊登寻人启示，影片采取了全程的纪实风格，给人真实的感觉。但当阿宝回来时，却没有交待过程，只是出现一辆车停下来，走下阿宝。因此，影片既能娓娓道来，展现故事，又能疾徐相间，疏密有致，叙事结构十分成功。
二
“父亲”在中国传统社会有着特殊的内涵，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具备权威、力量等超血缘的意义，因此，传统文学中的“父亲”保持着不可侵犯的姿态和神话般英雄的光辉。在以往的影视艺术中，歌颂父亲如山、父爱伟大的影片不在少数。
方育平导演的《父与子》的父亲想尽一切办法让儿子出国留学，使儿子学有所成。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中的父亲是小学教师，有爱心，有责任感，是好男人的典范。《千里走单骑》的父亲，倔强，好面子，但他飘洋过海来圆儿子的梦，不惜低头求人当众流泪。这些影片中的父亲形象，要么对家庭负责，是顶梁柱；要么鼓励儿女，做儿女的榜样；要么勇于解开过结，理解儿子。他们都是让人感动的父亲形象。
因此，笔者在观看《父子》之前便抱有了一种被伟大父爱感动的期望，出乎意料的是，影片中的父亲与“伟大”二字毫不沾边。周长胜是一个失败的父亲形象，脾气暴躁、性格懦弱、嗜赌如命。他梦想一夜发财，想靠赌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因被追债人打骂，心情烦躁，同事提醒他，他却拿刀要砍同事。周长胜的滥赌和暴力造成了阿莲对他的失望，终于背叛了他。而周长胜也只是埋怨妻子，更不用说悔改了。因赌债被人追杀，父子俩寄居小旅馆。周长胜与妓女约会竟把儿子丢向成年电影院。没工作没钱，无法照顾儿子不说，竟逼儿子去偷东西。阿宝害怕，不敢去偷，便对阿宝辱骂责打。阿宝在偷东西时被抓，周长胜无能为力，落荒而逃。
影片中伟大的父爱不复存在，周长胜给予儿子的父爱，杂芜而混沌。《父子》中的父亲一反我们传统中的父亲形象，颠覆了父亲作为“权威”的象征，也颠覆了传统意义上关于“父爱”的神话。但是在当今“反崇高”“反权威”的文化背景下，颠覆传统意义上的神圣的“父亲形象”的主题已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挑战和颠覆传统的父亲形象是第五代电影中的一个主题。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中的父亲纯朴但愚昧，亲手把女儿送上了绝路。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中“我”的父亲是一个胆小怕事、懦弱无能的男人。《菊豆》中的杨金山，也是天白名义上的父亲，是一个性无能和性虐狂者。从以上作品中可以看到对父亲形象的瓦解和颠覆。
在新生代导演的影片中，父亲形象也散失了往日的光辉。《任逍遥》中父亲的形象蜕化成一个萎缩不堪的男性个体。《儿子》中的父亲是一个放弃家庭常年酗酒的醉鬼。《十七岁的单车》里的父亲则是一个经济拮据、言而无信的男人。
因此，我们可以说，影片《父子》成功于其精良的制作、写实的风格，失之于没有在颠覆“父法”、颠覆“父爱神话”这一主题上取得突破和创新。
参考文献
[1]郝延斌 新生代电影中分裂的父亲形象(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3。
[2]谈炜萍 生存的苦痛下人的异化——解读影片《父子》的人文内涵(J)，《电影文学》，2007，2。
[3]葛维屏《父子》：“平凡”的极顶是“不凡”(J)，《电影》，2007，2。
作者简介
吴淑芳，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06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